全面绿色转型按下“加速键”
编者按
2026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提出，“加快推动全面绿色转型。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，协同推进降碳、减污、扩绿、增长，增强绿色发展动能。”为今年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按下“加速键”。展望“十五五”，以“固废十条”为引领的固体废弃物综合治理深入推进、税收政策持续迸发撬动绿色转型杠杆效应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步伐加快，新一波绿色发展动能正蓄势待发。
理论热点
■王真 顾光同
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是贯通生产、流通、消费全链条，衔接减污、降碳、扩绿、增长各目标的核心载体，更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、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支撑。
2026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提出，“加快推动全面绿色转型。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，协同推进降碳、减污、扩绿、增长，增强绿色发展动能。”这是对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的“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，建设美丽中国”有关精神的进一步重申，也是对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根本遵循的再次强调。
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是全面绿色转型的核心支撑
一是落实“双碳”目标、统筹降碳与增长的关键路径。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是实现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的“实体载体”。在传统发展模式下，高耗能、高排放与经济增长存在路径依赖，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通过“减碳—提质—增效”的协同逻辑，有利于打破“减排必减收”的认知误区。
二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、推进减污扩绿的根本举措。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，同时面临水污染、土壤污染、生态退化等多重环境压力，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通过“资源—产品—废弃物—再生资源”的闭环设计，从源头减少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，可实现“减污”与“扩绿”协同推进。
三是推动高质量发展、培育绿色动能的内在要求。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正是绿色动能的“孵化器”。从产业维度看，该体系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壮大；从消费维度看，绿色消费市场扩容倒逼供给侧升级，形成“消费牵引供给、供给创造消费”的良性循环，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绿色动能。
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面临的主要挑战
一是产业结构转型滞后。当前我国高耗能产业占比偏高，部分地区为保障短期经济增长，仍存在高耗能项目盲目上马的倾向；产业间循环链接不足，工业、农业、服务业之间的资源循环利用链条尚未贯通，尚未完全形成跨产业协同效应；绿色产业竞争力不强，节能环保装备、碳捕集利用与封存（CCUS）等关键技术仍依赖进口，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不足，绿色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品牌影响力有待提升。
二是技术创新与转化不足。关键核心技术“卡脖子”问题突出，新能源领域的高端芯片、节能领域的高效膜材料、碳核算领域的精准监测技术等仍受制于人；产学研用协同机制不畅，高校、科研院所的绿色技术成果转化率较低，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作用未充分发挥，中小企业因研发成本高、风险大，参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不足；技术推广应用存在壁垒，农业节水灌溉、工业循环利用等成熟技术在中西部地区普及率不高，技术适配性与经济性不匹配导致“有技术难落地”。
三是制度机制协同性不强。制度体系“碎片化”，绿色低碳发展涉及生态环境、发展改革、工业、农业等多个部门，碳排放管控、资源循环利用、绿色金融等政策缺乏统一协调，部分政策交叉重叠或空白缺位；市场化机制不成熟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交易活跃度偏低，价格信号难以有效引导企业减排；监管体系不完善，基层环保执法力量薄弱，企业碳排放数据造假、固废非法倾倒等问题时有发生，区块链等智能监管技术应用范围有限，难以实现全链条精准监管。
四是区域城乡转型不均衡。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在绿色技术、资金、人才集聚程度等方面差异显著，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参差不齐；城乡差距明显，城市再生水利用、垃圾分类等设施较为完善，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缺乏长效机制；跨区域协同不足，京津冀、长三角等城市群在资源循环利用、生态补偿等方面的协同机制尚未健全，存在“污染转移”“碳泄漏”风险，制约了区域整体绿色转型进程。
五是全民参与度有待提升。公众绿色意识不足，部分居民仍存在铺张浪费、过度消费等行为；绿色消费激励不足，政府绿色采购范围仅覆盖办公用品、交通工具等少数领域，绿色产品认证体系不完善，消费者难以识别真正的绿色产品，导致“劣币驱逐良币”；参与渠道不畅，公众对企业环境信息、碳排放数据的知情权不足，举报、监督等参与机制不健全，难以形成“政府—企业—公众”协同共治的格局。
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对策建议
第一，优化绿色低碳产业体系，夯实全面转型根基。一是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升级，聚焦钢铁、石化、建材等重点行业，实施节能降碳改造专项行动，逐步完成所有重点企业绿色化改造，建立“一企一策”转型台账。二是培育壮大绿色新兴产业，加快新能源、节能环保、碳服务等产业发展，建设国家级绿色产业基地，推动CCUS、氢能等前沿技术产业化。三是构建跨产业循环链条，推动“工业—农业—服务业”循环链接，例如工业废水处理后用于农业灌溉、农业秸秆用于工业生物质能生产、服务业绿色包装材料回收再利用，形成“资源循环—产业协同—价值提升”的闭环体系。
第二，强化绿色技术创新应用，提升支撑保障能力。一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，设立国家绿色技术攻关专项，聚焦新能源高端装备、高效节能材料、精准碳监测等“卡脖子”领域。二是完善产学研用协同机制，建立“企业+高校+科研院所”绿色技术创新联合体，设立绿色技术成果转化基金。三是推动技术普惠应用，在中西部地区设立绿色技术推广示范基地，通过财政补贴、税收优惠降低技术应用成本。
第三，健全协同高效制度机制，释放治理综合效能。一是强化顶层设计统筹，以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引，建立中央统筹、多部门协同的工作机制，破解“九龙治水”难题。二是完善市场化机制，加快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，提高有偿配额分配比例，推出碳期货、碳质押等金融产品；建立全国统一的用水权、用能权交易平台，逐步实现跨区域交易常态化。三是创新监管体系，构建“空天地”一体化监测网络，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碳排放、污染物排放数据全程可追溯，加强第三方核查机构监管，建立违规清退机制，确保制度刚性执行。
第四，推动区域城乡绿色协调，缩小转型发展差距。一是实施差异化区域政策，东部地区重点推进低碳试点示范与绿色制度创新，建设国际绿色低碳产业高地；中西部地区重点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，依托风光资源优势发展新能源产业，建立东部对中西部的绿色技术、资金帮扶机制。二是推进城乡绿色融合，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，推动城市再生水、垃圾分类设施向农村延伸，建立城乡一体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。三是加强跨区域协同，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建立绿色发展协调机制，统一绿色标准、共享生态补偿资金、协同推进碳达峰，避免“区域保护”“污染转移”。
第五，培育绿色低碳生活方式，凝聚全民参与合力。一是强化政府引导，扩大政府绿色采购范围；实施绿色消费补贴政策，对新能源汽车、节能家电、绿色建材等给予购置补贴，开展“以旧换新”专项行动。二是提升公众参与度，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平台，定期发布企业碳排放、污染物排放数据，畅通公众举报、听证等参与渠道；将绿色低碳理念纳入国民教育体系，开展“绿色社区”“绿色学校”创建活动。三是健全激励约束机制，推行绿色积分制度，对践行低碳生活的居民给予公共服务优惠。
（王真系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副研究员、博士；顾光同系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生态经济研究所所长、教授）线上炒股配资开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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