顾祝同在国民党将领中独树一帜，虽战功不显，却深得蒋介石信赖官至高位，抗战胜利后更担任国防部首任陆军总司令。
蒋介石对顾祝同抱有厚望，但顾祝同的表现并未如预期，多次以他为首的战役均以败北告终，尤其是74军在孟良崮的惨烈覆灭，顾祝同难逃其责。
尽管如此，顾祝同在官场屹立不倒，即便缺乏战功，指挥才能也不突出，蒋介石仍对他深信不疑，屡次赋予重任。那么，顾祝同的秘诀究竟何在？
首先，顾祝同在国民党内部享有众多称号，如“五虎忠将”、“军中圣人”、“假面佛”等，这些称号都揭示了顾祝同对蒋介石的忠心不二。
尽管国民党将领中不乏对蒋介石忠诚者，但像顾祝同这样毫无怨言、百依百顺的人却极为罕见。
顾祝同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，自幼在私塾接受教育，深受“古训”的熏陶，这段经历塑造了他的性格，也为他“忠君”的思想打下了基础。
青年时期，顾祝同因国家危难而弃文从武，考入北洋保定陆军军官学校，与蒋介石同校，两人结为师兄弟。
直皖战争爆发后，顾祝同加入孙中山麾下，首次与蒋介石相识。当时，蒋介石已是孙中山十分倚重的红人，担任大本营参谋长兼粤军第二军参谋长。
蒋介石在粤军中的基础薄弱，影响力有限，他正积极拓展人脉，争取更多非粤系军官的支持。而顾祝同因对当地不熟悉，渴望得到他人的帮助。
两人初次见面便谈得投机，顾祝同亲切地称呼蒋介石为师兄，蒋介石亦视顾祝同为人才，遂竭力推荐他担任许崇智的副官兼军士教导队区队长。
随着蒋介石成为黄埔军校校长，他任命顾祝同为军校管理部主任及教导第二团营长，充分信任并重用他。
从此，顾祝同与蒋介石结为紧密同盟，顾祝同对蒋介石的提携感激在心，对他忠诚不渝，始终效力。
顾祝同在北伐时期被誉为一位忠诚勇敢的将领。在东征陈炯明的战役中，他率领军队在淡水、棉湖等地英勇作战，以少胜多，攻城略地，取得了辉煌的胜利。
紧接着，顾祝同再次承担起攻坚的重任，他组建了敢死队，身先士卒，即便部队伤亡惨重，依然成功登上了惠州城墙，攻克了这一险要之地。
在这几次战斗中，顾祝同的表现十分出色，为蒋介石赢得了荣誉，因此蒋介石对他十分满意，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的少将副师长。
之后，顾祝同从副师长升至第九军军长。这支部队是蒋介石的亲信部队，其中许多官兵都来自黄埔军校，蒋介石将第九军交给顾祝同指挥，可见他对顾祝同的信任。
顾祝同能够取得如此成就，除了与蒋介石的师兄弟关系外，还得益于他在北伐时期建立的战功。因此，正如文章开头所言，若说顾祝同毫无战功，那是不客观的。与国民党其他重要将领相比，顾祝同的确显得不够突出。
例如，国民党军中的“福将”刘峙，被戏称为“猪司令”，在北伐时期就超过了顾祝同。
1928年，在二次北伐大战中，顾祝同的第九军与刘峙的第一军协同作战，进攻孙传芳。
在这场战斗中，顾祝同初期进展顺利，连续攻克数个重镇。然而，在关键时刻，顾祝同却表现出胆怯和畏缩，担心被孙传芳部围攻，竟然下令部队撤退。
相反，刘峙则乘胜追击，一路势如破竹，击败孙传芳，攻克了战略要地蚌埠。这次战斗，可以看作是顾祝同与刘峙的一次较量，两人的表现各有千秋，最终刘峙脱颖而出。
顾祝同的表现令人失望，他在本应果断出击的时刻却选择了保守，导致错失良机，让刘峙抢占了先机。
原本对顾祝同抱有期望的蒋介石和何应钦也因此感到沮丧，转而开始培养刘峙。自蚌埠之战以来，顾祝同的升迁始终落后于刘峙。
尽管顾祝同内心或许有所不满，但他擅长隐忍和低调（划重点），从未表露出对蒋介石的不满，始终表现得非常顺从。
这样的部下，哪位领导会不喜欢？
顾祝同深知蒋介石的用人之道，能力固然重要，但忠诚更为关键。对老蒋而言，忠诚就是无条件遵从他的命令，将反共视为首要任务。
因此，在土地革命时期，顾祝同积极响应蒋介石的“剿共”政策，并全力以赴执行。在第五次军事“围剿”中，他担任北路军总司令，部队在对抗红军时表现出极高的战斗力。
正当顾祝同与红军激战之际，爱国抗日将领李济深、蒋光鼐、蔡廷锴等人发起了“福建事变”，旨在推翻蒋介石，建立抗日政府。
蒋介石命令顾祝同迅速平息叛乱，顾祝同对蒋介石的忠诚至深，但并未忘记红军，在离开前还特意叮嘱留守部队，不可放过任何一支红军队伍。
在平定“福建事变”之后，顾祝同立刻返回“剿共”前线，紧锣密鼓地执行蒋介石的剿共指令。尽管顾祝同在兵力和装备上占据明显优势，但在与彭德怀的对抗中，却屡次遭受重创，损失惨重。
若换作他人，此时或许会考虑保存实力，但顾祝同毫不犹豫地将全部兵力投入战斗，对红军根据地进行猛烈的攻势。尽管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红军和苏区也遭受了严重损失。
顾祝同不仅军事上严格执行蒋介石的命令，如同狂犬般追击红军，毫不松懈，还贯彻蒋介石“斩草除根”的白色恐怖政策，对苏区进行大规模屠杀。
据统计，仅江西和闽西地区就有八十万无辜群众惨遭杀害，顾祝同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
顾祝同的部队所到之处，呈现出“无家可归，无树可伐，无鸡犬安宁，无壮丁幸存，村落无炊烟，田野尽鬼哭”的惨状。
这种惨无人道、丧尽天良的行为，在蒋介石看来却是功勋卓著，他认为反共的成就，就是最大的战功。
凭借“剿共”的功绩，顾祝同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逐渐恢复。
1936年的庆功大会上，顾祝同被授予二等云麾勋章，并被任命为贵州省主席和省保安司令，成为老蒋在川贵地区的代言人。
尽管在那时，刘峙的权势仍高于顾祝同，身为由刘峙、顾祝同、蒋鼎文、陈诚、卫立煌五位构成的“五虎上将”团队之首，刘峙的位置排在最前，紧随其后的是顾祝同。
“西安事变”的爆发，为顾祝同带来了转机。
当蒋介石被张学良软禁后，何应钦等人对和平解决事变的呼吁充耳不闻，他们决定组建讨逆军，任命顾祝同为西路军总司令，刘峙为东路军总司令，并命令他们迅速向西安进发以施加压力。
宋美龄得知此事后，急忙找到刘峙和顾祝同，敦促他们不要进攻西安，以免危及蒋介石的生命安全。
尽管刘峙对此不以为意，仍然遵从何应钦等人的指示，派遣军队向西安进发。
顾祝同却察觉到了其中的关键，他一直以来都受刘峙压制，如今终于遇到了这个绝佳的机会，怎会轻易放过？
顾祝同一边安抚宋美龄，一边协助宋子文策划和平营救行动，同时稳坐在南京，迟迟不去接任职务，故意拖延军队的行动。
顾祝同的这一举动激怒了何应钦，他决定撤去顾祝同的职务，另派他人接替。
就在此时，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，蒋介石安全返回南京。
局势顿时逆转，原本即将被免职的顾祝同，瞬间转变为功臣。
尽管蒋介石对顾祝同与刘峙在蚌埠之战中的表现有所疑虑，但在“西安事变”中，顾祝同完全遵照宋美龄的意愿行事，赢得了她的信任。
宋美龄在蒋介石面前不断称赞顾祝同的忠诚与坚定，使得蒋介石深受感动，从而将顾祝同视为自己的得力助手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顾祝同在官场上的迅速晋升显得合情合理。
蒋介石归国后，迅速任命顾祝同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，不久又提升他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，第二、三、四、五集团军均受其指挥，顾祝同实际上掌握了西北地区的军政大权。
自此，五虎上将之首的位置易主。
西安事变解决后，顾祝同积极向蒋介石展示自己的忠诚，他率领多路大军向西安进发，以战促谈，迫使东北军和西北军向他低头。
在张学良护送蒋介石被扣的情况下，东北军群龙无首，西北军孤立无援，面对顾祝同的强大压力，最终只能被迫接受改编。
顾祝同促成东北军与西北军的解散，一举消除了蒋介石心中的两大隐患，从而立下赫赫战功。
因此，蒋介石对顾祝同深信不疑，并在抗日战争期间赋予他重任。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，顾祝同担任第三战区副司令的职务，司令长官冯玉祥徒有虚名，淞沪会战爆发后，蒋介石亲自担任司令长官，实际上指挥权在顾祝同手中。
顾祝同所率领的第三战区部队，全程参与了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，但在此期间，顾祝同并未展现出应有的作用，他几乎只是蒋介石的代言人，对蒋介石的指令照单全收。
结果是从上海到南京，第三战区部队节节败退，国民党精锐部队遭受重大损失，上海和南京相继失守。
尽管如此，顾祝同并未受到责罚，反而官职晋升，南京失陷后，他被提升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及江苏省主席，还兼任战区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要职。
此后，顾祝同在抗战期间并无显著建树，多次大型会战和战果均与他无关。
若要提及顾祝同的贡献，那便是他凭借个人关系，协调中央军与杂牌军之间的矛盾，并主动出击，牵制了一部分日军，为长沙会战等战役提供了支援。
顾祝同之所以能调解军队内部的分歧，并非因为他具备非凡的才能。他在军中享有“军中圣人”的美誉，但这并非指他品德高尚，而是因为他以和为贵，行事圆融。
在军队中，顾祝同对纪律采取宽松态度，不禁止士兵嫖娼赌博，只要服从命令参与战斗即可，因此，习性懒散的国民党军队各部对他并无异议。
在与其他国民党将领的交往中，顾祝同虽地位崇高却并不傲慢，待人谦逊，不摆官架子，与各级将领关系融洽。
此外，作为经济委员会主任，顾祝同积极参与走私贸易，并与中央军及各路杂牌军将领共享利益，将所有人团结在一个共同的利益圈中。
这些便是顾祝同的处世之道，也是他日后晋升为总司令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问题在于顾祝同不仅是政客，还担任第三战区的最高指挥官。作为一名高级将领，他的行为显然与职责不符。
顾祝同在国共合作抗日期间，即便身处抗战一线，亦不忘向蒋介石示好。他策划并实施了震惊中外的“皖南事变”，该事件正是其一手促成。
顾祝同曾声称“第三战区一个敌人也不准进来”，然而，第三战区却被日占区所包围，日寇在区内肆虐，却未见顾祝同有任何反应。相反，他对新四军的壮大感到忌惮。
在蒋介石的指使下，顾祝同调集大军，对新四军发动突袭。他甚至将原本装备精良、用以对抗日军的第四十师调来对付新四军。
新四军在这次战斗中寡不敌众，弹尽粮绝，仅有2000余人成功突围，其余大部分壮烈牺牲，副军长项英等人被杀害，军长叶挺被扣留。
顾祝同作为皖南事变的策划者和执行者，对这一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这一事件不仅是一次亲者痛仇者快的愚蠢行为，还极大地削弱了抗日力量，严重破坏了抗日统一战线。
事实上，顾祝同在抗日战场上的表现并不突出，与同级别将领相比，他的战功并不显著。然而，蒋介石以忠诚度为选拔标准，而顾祝同在维护蒋介石独裁统治、打击政敌以及积极反共方面表现出了极高的忠诚度。
皖南事变对抗日战线和群众来说是一起千古奇冤，但对于蒋介石而言，这是顾祝同忠心耿耿的体现。抗战结束后，顾祝同凭借此“功绩”，成为了改制后国防部的首任陆军总司令，一时风光无限。
就抗日战功而言，顾祝同在同级别将领中并不算突出，卫立煌的战功远超顾祝同。按照战功来衡量，总司令一职理应由他担任。
蒋介石任人唯亲，将忠诚度作为选拔的首要标准。在蒋介石眼中，维护其独裁统治、打击政敌以及积极反共，即是忠诚的体现。
抗日战绩显赫，然而与八路军关系紧密的卫立煌并不被蒋介石视为“良臣”，相对地，虽无显著战功，却将枪口对准新四军的顾祝同，却被视为忠诚且能干的将领。
蒋介石任命顾祝同担任陆军总司令，是因为他被视为对付共产党的利器，而且这把利器是单向的，对蒋介石的忠诚无二，如同老蒋的木偶。
蒋介石向来不容许他人染指其权力，因此不组建小集团，而只听命于他的“顾百顺”便成为了他心目中总司令的理想人选。
顾祝同的成功与失败都源于他的“百顺”。他自愿成为蒋介石的木偶，被置于总司令的位置，却也因之导致国民党百万大军的覆灭。
例如，张灵甫的74师在孟良崮战役中被全歼，这场战役的直接责任除了张灵甫、李天霞、汤恩伯，还有蒋介石和顾祝同。
顾祝同并非军事白痴，作为一名征战数十年的将领，他通常比蒋介石更能洞悉战局，但他深知蒋介石的干预和作战命令的缺陷。
作为蒋介石的木偶，只要老蒋一声令下，顾祝同便会消失，只知道传达命令，而不做任何有效的指挥，最终导致了整编74师的覆灭。
尽管如此，正如顾祝同所料，正因为他的不干预和对蒋介石命令的无条件服从，他能够将战败的责任完全推卸干净。
顾祝同始终坚守“不越雷池一步”的指挥信条，严格遵循蒋介石的指示行事。在辽沈战役期间，面对卫立煌与廖耀湘对蒋介石出兵辽西计划的反对，二人曾邀请顾祝同共同商讨。
无论卫立煌和廖耀湘如何阐述和辩解，顾祝同的回答始终如一：“总统的命令，必须服从。”这让卫立煌怒火中烧，与顾祝同发生了激烈的争执。
在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中，顾祝同扮演着这样的角色：他身居高位，要么是陆军总司令，要么是国防部参谋总长，声名显赫，但他从未试图扭转局势，其唯一作用仅是蒋介石的代言人。在他的指挥下，百万大军迅速崩溃。
尽管如此，顾祝同依然稳居要职，成为官场的常青树。
撤退至台湾后，蒋介石并未追究顾祝同指挥失误的责任，反而授予他“陆军一级上将”的荣誉，使他晚年得以继续享受富贵。
这一切，都源于顾祝同对蒋介石用人之道的深刻理解。
无论是被誉为“军中圣人”还是“假面佛”，无论是否有战功归根结底配资咨询平台，顾祝同凭借其心机深沉，擅长揣摩蒋介石的心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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